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反恐过程中的主导性隐喻及其后果

九一一事件后,国际反恐行动似乎已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这与人们对恐怖主义的"越描越恐"密切相关,而隐喻的存在及广泛使用是导致"越描越恐"的重要原因。在恐怖主义的治理中,作为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涉恐隐喻具有启发性,但也因其随意性、凸显与隐藏的特征,限制了人们关于恐怖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在美国涉恐的政治、媒体和学术话语中,"恐怖主义是战争""恐怖主义是野蛮的东西""恐怖主义是疾病"和"恐怖主义是不受欢迎的植物"是占主导地位的隐喻。这些隐喻深植于历史、人们的恐惧、社会系统和舆论中,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正统看法。进行隐喻分析,使用多种隐喻,一定程度上能缓解隐喻陷阱,但仍不能消除它。因此,在恐怖主义治理的过程中,坚持"犯罪"隐喻为主导、灵活使用多种措施、重建受损的政治秩序、减少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和对穆斯林的歧视尤为重要。     

联盟困境、理性选择与澳美同盟的有限升级

任何联盟内部都存在联盟困境(即"被抛弃"与"被牵连")。在"美主澳从"的澳美同盟中,澳大利亚也面临着联盟困境:如果强调战略自主性则担心"被抛弃";如果强化澳美同盟则担心"被牵连"。在中国快速崛起、美国战略收缩和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澳大利亚认为有限升级澳美同盟——对美国欲"距"还迎——是其缓解联盟困境的理性选择。首先,有限升级澳美同盟不仅可以大大降低"被抛弃"的风险,而且有望提升地区影响力,同时有助于提升澳在中美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其次,由于中美两国仍将长期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澳大利亚"被牵连"至中美军事冲突中的可能性很小,而当下澳美同盟的有限强化对成熟稳定的中澳关系冲击总体有限。澳大利亚为了缓解联盟困境、提升外交地位,有限升级澳美同盟,不仅使澳大利亚收益颇丰、成本可控,收益大于成本,而且中澳关系保持有限紧张是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     

“出兵-撤兵”与俄罗斯在叙利亚地缘政治目标的实现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第五年，俄罗斯正式出兵叙利亚，成为打击“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通过军事行动，俄罗斯成功阻止了恐怖活动的进一步蔓延、提升了自身国际影响力、在困境中绝处逢生。当前，中东地区矛盾依旧纷繁复杂，多方势力持续深度博弈，俄罗斯两次宣布从叙利亚撤出部队，展现了其军事-外交联动运用的“巧实力”，获得了战略红利、实现了部分既定地缘政治目标。然而，俄罗斯长期介入叙利亚与美国及西方展开地缘博弈，对其国家振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叙利亚持续动荡的局势及域外大国的深度介入，使俄罗斯虽两次宣布撤兵，却从未真正撤出，围绕叙利亚及中东地区主导权和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还将在各大国间反复上演。随着普京开启其第四个总统任期，俄罗斯在解决叙利亚危机、破除西方制裁、振兴国家经济等问题上依然面临严峻挑战，这需要普京和俄罗斯精英阶层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战略的新内涵与新动向

澳大利亚致力于打造公私部门间"共同领导""共同责任""自我约束"和"自主治理"的网络安全治理新模式,以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与稳定、保证国家网络安全、实现数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当前,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战略正处于转型期,特恩布尔政府在继承既有战略的基础上,对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战略进行了适时调整,包括增加对"印太地区"的网络安全投入、保持澳美网络安全战略的联动性、提高网络进攻能力以适应互联网军事化需要等。目前,网络空间无政府状态下中美权力的竞争态势正在加剧,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战略会带有一定的干预主义性质,并向"前沿防御"方向发展。受此影响,澳大利亚的对华网络安全政策可能会面临冲击。但是,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合作仍在向前发展。虽然中澳网络安全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澳大利亚对中国建设网络强国持欢迎态度,愿意与中国就制定网络行为规范、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开展合作。     

拜登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及其对中国的生物安全“竞赢”战略

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了《新冠应对和大流行防范的国家战略》《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和实施计划》等聚焦生物安全的系列文件和倡议,标志着生物安全战略已经上升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议程。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生物安全危机,拜登政府通过调整国内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加大生物安全领域的投资和开展卫生外交三种路径来推行其生物安全战略。该战略呈现出“全社会”“伪多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化”等特点,其目标在于：以促进美国生物安全强化美国整体国家安全、以生物安全为议题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以发展生物产业巩固美国生物技术霸权。在美国已确立对中国实施全面“竞赢”战略的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竞争的场域。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制度和生物技术经济两个方面。拜登政府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和以“竞赢”为基调的生物安全战略使得中美生物安全合作前景黯淡。     

被重塑的世界？ChatGPT崛起下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新特征

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发展新的里程碑，在语言表达、自我强化等方面表现突出，展现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前景，在多领域引起广泛关注，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会可预期地改变国家安全态势。在意识形态安全层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恶意运用使渗透方式更加多元，渗透效能更加显著。在国际舆论层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规模使用将进一步使舆论场复杂化。在国家实力发展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将继续拉大国家实力差距，国内公共权力与权威进一步分散。在军事安全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战场信息收集和战场指挥，国家之间的认知战对抗能力重要性日益提升。在法律规范层面，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责任主体不明晰，现有法律法规难以约束基于该技术开展的犯罪行为。在社会稳定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冲击劳动力市场，重塑人才发展模式。面对新技术冲击下急剧变化的新安全态势，应建立更多元协同的创新和应用体系，在国际上共享发展成果，完善法律体系，推动该技术服务于国家利益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后殖民国家建构(1980—2015年)

联合国是维和行动主要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的目标由维护和平逐渐转变为战后重建，并开始承担复杂的国家建构任务。一方面，维和给目标国带来了和平，维和人员的日常开支对目标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维和任务的速成性和维和经济造成的收入两极分化等因素，都对目标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维和人员的税收豁免权、维和人员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部门人才流失和腐败、平行行政部门的出现等都严重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能力。不仅如此，维和人员税收豁免和收入两极分化显著地降低了民众的纳税意愿，使得逃税和抗税盛行，提高了征税难度。维和部队对于目标国政府军向民众单方面使用暴力采取的不干涉态度，也强化了社会抗税心理。所以，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既缩小了目标国的税基，降低了官僚机构的效能，又打击了民众的纳税意愿，显著地降低了目标国的财政汲取能力。本文对1980—2015年126个后殖民国家的大样本统计分析表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后殖民目标国的汲取能力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日美防卫技术合作演变的逻辑

防卫技术合作是日美同盟关系深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安全合作以及同盟管控的组成部分。日美防卫技术合作的进展受防卫技术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和日本在同盟关系中自主化水平双重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前，受日本武器出口规范和技术能力的限制，日美之间的防卫技术合作以美国单方面援助日本为主。其后，日本在技术上取得较大突破，开始在对美技术合作与自主技术研发之间寻求平衡，但技术合作制度化水平较低，影响了两国的合作。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后，日本在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能力、深化与美国的防卫技术合作，并寻求技术合作的多元化。通过日美战斗机研发合作的案例可以发现，看似日本对美国渐趋自主，但仍然难以摆脱对美防卫技术依存的困境。日美之间防卫技术合作的深度以及日本防卫合作对象多元化的广度将是影响日本未来防卫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